程棠：对外汉语教学名家谈（2）

　　中育：实施资格认证制度，遇到的特别大的困难在哪里呢？

　　程棠：最大的困难是证书的效力问题。本来我们想规定，如果没有资格证书，就不能上岗，也就是要持证上岗。但是做不到。因为人事权不在对外汉语教师资格审查委员会，而是在各大学。比如学校里有个教师在教外国人汉语，但是没有证书，你让学校把这个人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另外到国外教书，如果是教育部派出，我们选择有资格证的人。如果是校际交流或因私出国任教，就不好控制。对方要不要这个证书，是他的事。所以弄了十多年，最后只解决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由教育部公派出国的人必须要持有这个证书。经过我们几年的宣传，这个证书有一定国际知名度了。而且应该是越来越受到重视。不过我讲的是过去的事情，现在的办法已经变了，我就不了解了。

　　中育：近几年关于学科定位的争论非常激烈，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程棠：关于这个问题我也有点想法。我的观点是应该把对外汉语教学归属于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不要归属于教育学。现在有些同志认为对外汉语教学应该归属对外汉语教育学的研究。所以这个学科应该属于教育学。这没有问题。这个问题在国际上也有不同观点。比如美国就认为第二语言教学就属于应用语言学的范畴。英国也一样，《应用语言学导论》这本书主要讨论的就是第二语言教学。加拿大有学者也持这样的观点。但是有些国家，比如苏联，应用语言学则指机器翻译，日本也把外语教学法归属于教育学。就是说，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分法。这是没有关系的。我们国内也有不同的看法。这个分歧是各有道理的。所以对外汉语教学理论可以归在语言学，也可以归在教育学。这两方面都有不同的侧重点。

　　但是牵涉到培养对外汉语教师，问题就比较多。什么原因呢？对外汉语教学的工作是对外国人进行的汉语教学。教学的内容主要是中国语言本体。对中国语言、中国文化你一定要了解，不了解就没法教。所以重点应该放在本体上。我给你举例子：比如我们培养数学教师，不是培养教教学法的人，而是教数学的人。数学老师应该懂得应该怎么教数学，但是，你首先应该懂得数学本身。如果一个人不懂得解方程式，却大谈特谈教学方法，那不是无稽之谈么？所以对外汉语教师，首先得懂汉语，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中国文学、中国文化，你才能去教。这是教什么的问题，而第二个问题才是怎么教的问题。我们不能先解决怎么教，再解决教什么。我认为一定要把本体搞清楚。这才是你的安身立命之本。其次才是教学的方法。所以培养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生必须把重点放在专业知识上。因为我们培养出的学生不是专门去研究教学法的。

　　我不是看不起教学法，教学法当然很重要。但过去有人把教学法强调到不恰当的程度。有人说，教外国留学生，王力来也教不好。我对他说，王力也许刚开始教不好，可是过一两个月就会了，而王力所懂得的东西，你一辈子都可能学不会。

　　我的想法是：培养学生，一定要考虑学生的前途。比如我的学生去国外高校求职，如果他说，我的专业是第二语言教学，那美国人不会聘请你，为什么，因为在美国的第二语言教学已经比你强，他不会聘用一个在国内可以聘到的人。在那个方面，别人懂得比你多得多。而本土的东西，才是你的立足点。我们的立足点是把中国的东西介绍到国外去。因此你必须把教学的内容这一部分知识牢牢掌握，然后才能研究怎么去教学。

　　中育：我们知道，在上世纪90年代，关于文化教学问题曾有过争论，请您就这一问题具体谈一谈好吗？

　　程棠：好的。其实，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历来就有。在五十年代开始一直到文革，我们给留学生开课时就包括中国概况课，给学生介绍中国情况。这门课用外语讲，属选修课。到文革后，我们把这个课取消了。有的学校原来没有概况课，到八十年代又开了，各校情况不一样。文革前，非常重视政治思想教育，用周总理的话说，要对学生在政治上进行积极影响。在很长的时间内，由于受“左”倾思想的影响，不仅概况课与政治紧密相联，汉语课本的课文也几乎成了政治教材。“四人帮”被粉碎之后，情况有了根本性的改变。76年功能法传入我国，功能法的理论基础是社会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家海姆斯提出交际能力的概念。强调用语言进行交际，不仅要语法正确，还要话语得体。

　　总而言之，在人的交际过程中，不仅仅要追求准确性，还要追求得体性。功能法就把这个引进到语言教学中，过去结构主义只是注意语言的准确性，忽略了语言的得体性，所以学生可能对语法规则背得很熟，但却在交际中运用得不好。

　　得体性就包括了一个民族约定俗成的文化规则。比如一个老大爷问一个女孩子的年纪，那很亲切，可是如果一个年轻男子问你同样的问题，那就不行。这里面有文化的问题。外国人常常不理解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老是问他的隐私，其实他不知道我们只是一般的关心，许多问题你甚至可以不用答。你在社会中要扮演不同的角色。在交际中，说话要符合你的身份，而且你还要了解对方的身份。所以八十年代我们提出要重视文化教学。因为功能法提出我们要强调交际能力。而交际能力就必须让学生了解文化的内容。

　　有的学者把文化分为知识文化与交际文化。“交际文化”概念的提出，促进了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因素的研究。但是大家对“交际文化”的提法有不同的看法。后来复旦大学的陈光磊教授把交际中的文化因素分为语构文化、语义文化、语用文化。我个人认为，陈光磊教授的分法比较妥当。后来在我的论著中就采用了他的观点。

　　到了九十年代，我到了汉办，教育部有关同志跟我谈了几次话，提出了“对外汉语教学培养目标”的问题。他认为，我们的对外汉语教学，要培养知华派。教材不能太政治化，但也要有利于宣传我们自己，并情调要加强文化教学。于是，国家汉办召开了几次文化教学研讨会。1993年夏天，二十多所学校代表在青岛开会，讨论语言、文化教学问题。我没有参加会议。会后发简报，标题是“对外汉语文化教学学科理论研讨会纪要”。这就引发了许多的争论与矛盾。

　　简报是我签发的。当时没有发现标题有什么问题，事后发现把对外汉语教学学科设立是“对外汉语文化教学学科”是不妥当的。这是我工作中的一大失误。另外，汉办有同志写文章强调文化教学，具体谈到语言学院的教学的教学方向问题，也引起了语言学院一些同志的不满。于是引发了争论，也引发了矛盾。我在《中国文化研究》创刊号发表了《汉语和中国文化教学刍议》，一方面强调文化教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一方面也想抹抹稀泥。

　　1994年底，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召开了对外汉语教学的定性、定论、定量讨论会。会后发了纪要。有些问题解决了，有的问题没有解决。据我了解，会上一致了，但会后仍有不同的意见和看法。

　　其实，在学术上有不同意见并不是坏事。学术问题不能用行政手段来解决，更不能少数服从多数。我在会议结束时说了六个字，对不同的意见要“包容、等待、试验”。不要急于下结论。不要着急，先看一看。事实也说明，事后有的人就改变了自己的主张，而且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有一点值得吸取教训。不要把学术讨论看作是路线斗争，一定要争个谁的路线对，谁的路线错。如果以这种思维模式去进行学术讨论，肯定会把学术问题搞成复杂的人际关系问题。

　　后来，我在退休之后，坐下来冷静思考，最后把文化教学分为三大块。一是语言课以外的文化教学，即专设的文化课，二是汉语课本中课文的文化内容，三是语言本身所包含的语构文化、语义文化和语用文化。

　　中育：请您以一位毕生从事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教师，对即将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年轻一代，提出一些寄语吧。

　　程棠：对外汉语教学是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从事这项事业是光荣而神圣的。一个合格的对外汉语教师，不仅要精通业务，而且要有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任何一个自尊自强的民族，都要积极向世界推广自己的语言和介绍自己的文化。只有热爱自己的国家，热爱自己民族的语言与文化的人，才能把这项工作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