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寒冷的冬日清晨，我们去采访了杜荣先生与林焘先生。北大燕南园，冬日静默中的老房子。
杜先生已经八十多岁了，白发苍苍。为了配合我们的采访，特意由林先生陪着，一起回忆五十多年前的往事。老人家记忆有点不太好，说过的话，隔了两分钟又说一遍，再隔一会，又说一遍。林先生于是提醒她，这个你已经说过了。杜先生毫不在意，像个孩子似的自说自话。而林先生的精神和思维都还很好，他一边补充杜先生的回忆，一边和杜先生争论各自记忆的准确性。就这样说了近一个小时，虽然并没有采访到许多内容，可是仍然觉得很好。这是一对平和温暖、恩爱到老的夫妇。
房子里面很安静，低垂的白纱窗，冬日暖阳静静照射。四四方方的写字桌，书柜里满柜的旧书。房子并不大，然而温馨和美。说起多年前的事情，他们仍会相视一笑。许多事情都已经记不清楚年月了，可是说到家里的事情，一些细节反倒记得清楚。他们是1944年燕京大学同学，一个国文系，一个西语系。毕业后随大学避难四川，结婚生子，后回北京，经过反右、饥馑、文革，终于安定一生。到今年，已经快六十年了。
在我这样的年纪，真的很难想象两个人可以在一起生活六十年。那是多么遥远的事情。可是真的眼见了这样的幸福，又觉得人世漫长，岁月静好，原来又是如此近在身边，自然而然。
问：杜荣先生您好，很高兴能有机会采访您。在我们所有的采访对象中，您是从事对外汉语教学时间最长，资历最深的教师之一。首先想请问您，作为燕京大学西语系的毕业生，最初您是怎么走上对外汉语教学的道路的呢？
杜荣：我是1938年入学，但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延期到1944年才毕业。也是很偶然的机会，当时他（指林焘先生）在燕京大学读研究生，学校来了一批美国学生，正好需要一个懂英语，又懂普通话的人来教书。因此就请我出来任教。没想到这一教，便教了一辈子。
问：当时是怎样的情况呢？
杜荣：当时中国有许多美国军人，这些美国军人的家属在中国生活，需要学习汉语。但是北京没有专门的国际学校，于是就送来燕京大学。这就是我教的第一批学生。在这以前我也没教过外国人学汉语。怎么教呢？我只好在图书馆找了一本外国人教汉语的书，是一本法国人编的教材，用法语写的。当时的学生大都是十几岁的孩子，我教的时间也并不长。到1948年，学生就比较少了，只有两三个。这就是最开始的学生的情况，他们大多不是专门学汉语，而是因为在中国生活，所以学一些汉语。所以我有时也拿报纸作为教材，把报纸翻译成英文给学生讲。
当时的燕京大学规定：夫妇俩必须有一个全职，一个半职。这样才能分出一个人来料理家务。当时他是全职，所以我不是全职，而是半职。
问：当时为什么会选择您来任教呢？和您所学的英语专业有关么？
杜荣：是，因为学生完全不懂中文，老师一开始只能全部用英语来解释，来教课。中文系毕业的学生在英语水平方面就比不上西语系的学生。于是当时燕京大学的校长陆志韦便希望我来教。当时学生也不多。后来解放了，美国兵撤退了，学生就减少了。
林焘：我来插一句。当时不只是燕京大学，老北大、清华当时也有外国学生学中文。这些人大部分不是专门来中国学中文，而是学习别的，顺便学习中文。那时朱德熙在清华，他也教一两个外国学者。不过当时燕京大学收的外国学生数目最多。再往前一点，也有少量的外国人学中文，在我上学时就有，但不是这样正式地教学。而是由学校找老先生教古文。后来才慢慢改成这样。
问：当时就您一个人教么？
杜荣：是啊。因为学生很少。
林焘：所以她生孩子休产假的时候，我还替她上过两个星期的课。那时的对外汉语教学很零散。不像现在有个组织来管理，也不像现在这样附属在中文系下面。解放前就是这个情况。
问：解放后，从1950年，清华大学成立东欧留学生交换班，从这一年开始情况就有了很大的改变么？
杜荣：是，改变很大。成立东欧留学生交换班的事情，最初由周培源负责，周培源又请吕叔湘筹备。吕叔湘便请了邓懿来教。因为1942年赵元任在哈佛大学主持美国陆军特殊培训班的汉语教学，邓懿曾被吸收任教。这件事情由有过教学经验的邓懿来负责，邓懿便请我参加。筹备时期就我和邓懿两人。后来通过考试招聘到熊毅，她是当时清华大学英语系的毕业生，当时的教师还有傅惟慈。关于教师的选择，主要考察他们的英语水平，可是实际上，学生来了之后，发现他们只懂俄语。这样又请钟梫、冯勇来做翻译。当时钟梫是清华大学俄语系的学生，这样的时间持续了一年多。后来来了法国学生，他们也懂英语，才开始在授课时不用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