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言

　　在第二语言（second language，简称L2）的学习过程中，学习者有着不同的学习方式和学习速度；显而易见，第二语言习得（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的过程充满了变异。事实上，变异是二语习得过程中一个始终存在的现象（Young 1988: 281）。二语习得中的变异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学习者习得过程和语言行为中所出现的变异。本节主要对近期有关二语习得的变异研究作一介绍。

　　许多语言学家曾经从语言间的相互影响来研究二语习得中的变异。奥德林（Odlin 1989）把二语习得者与母语者在语言行为上的差异归因为源自第一语言（first language，简称L1）的干扰和语言迁移（language transfer）。然而有些语言学家认为，除了语言之间的影响，二语习得过程中的变异还有其他的原因和来源。直到20世纪70年代，人们才开始运用变异学派的理论来讨论二语习得过程中的变异现象，从而把研究的重点从对比分析或者错误分析转向用变异理论研究二语习得这一充满变异并不断变化的动态的过程。在研究方法上，研究二语习得的语言学家们就尝试用社会语言学的方法来收集语料，系统地研究二语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所体现的变异。同时其他一些语言学家也对一些引起变异的外部原因例如态度、动机、年龄和性别等因素进行了研究（Romaine 2003: 410）。

　　二、 研究模式

　　（一）拉波夫模式

　　语言学家们发现拉波夫的变异模式不仅适用于母语的变异研究，同样适用于二语习得中的语言变异现象。以拉波夫为领袖的变异学派把语言变异作为首要研究对象，强调了语言的一个根本特性，即社会性。二语学习者的语言行为同样会因为语言环境和社会因素的不同而出现不同的变体（variety）。最早把拉波夫模式用于二语习得研究的是L.迪克森（L. Dickerson 1974）和W. 迪克森（W. Dickerson 1976），他们认为中介语的发展过程和语言变化的过程相似，变项规则同样适用于二语习得的研究。他们发现，根据语言环境可以预测可能出现的变项。另外，基于语料的长期观察和研究可以揭示二语习得中个人语言变化的过程，而且语言环境在变化的过程中是一个重要的条件。最早把变项规则分析法（variable rule analysis）应用于二语习得语料分析的是亚当森和科瓦克（Adamson & Kovac 1981）。他们分析了一位33岁西班牙籍蓝领男性工人使用“NO + VERB”和“DON’T + VERB”的变项规则（variable rule）。他们的分析结果表明，在描述特定的因素是如何影响中介语的发展时，利用变项规则分析法来分析材料是有效的。泰伦（Tarone 1982）则借助了社会语言学中语体连续体（style continuum）这一概念。他认为二语学习者具有一个与母语者相似的语体连续体，学习者对于语言的注意程度越高，那么他们就更多运用较为有影响力、受到广泛承认的语言变体。也就是说，语体的变异是由于学习者对于语言形式的不同关注程度造成的。克拉申（Krashen 1987）的监控模式把这个语体连续体发展成为两个级别，他认为只有很小一部分比较容易描述的语言规则是学习者有意识学习（learning）获得的，而大多数很难描述的规则是学习者通过无意识的语言活动习得（acquisition）的。在日常交际中，学习者是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运用那些有意识学习到的语言规则的。依据这个模式，变异学派认为二语习得中，监控是指二语习得者对于言语的注意度，而不是有意识地运用已经形成的规则。然而，监控理论并不能明确地解释受这些语言规则制约的变异，也没有说明学习到的规则和习得的规则是如何相互渗透的。

　　（二）贝利模式

　　贝利（Bailey 1974）的波形理论（Wave Theory）是研究变异和变化的另外一种途径。这种理论被用来解释某一语言现象的扩散方式。根据这种理论，共时的语言变异可以被看作是语言规则历时变化和传播的一个副产品，变异代表了长期变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L.迪克森（L. Dickerson 1975）认为二语习得的过程也可以被看作是一个随着时间连续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包含着一个又一个变异向下一个变异的过渡，而且这个过程的特点是系统性。通过观察学习者九个月里在三种不同场合中的语言行为，L.迪克森发现随着时间发展，学习者的语言行为中目标语的成分和类似目标语的变体越来越多。盖伯顿（Gatbonton 1978）是把波形理论最早运用到二语习得研究的学者，他调查了28位加拿大法裔英语学习者在发齿间音“/?/”时的变异现象，发现学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