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50年 ，来自波兰、捷克、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的交换留学生33人进入东欧交换生中国语言专修班学习，开启了新中国来华留学教育的历史第一章。 弹指一挥间，60年一甲子。60年来，中国招收的留学生在培养规模、层次、教学管理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一批批来华留学生学成归国，成为加强中国同世界各国友好往来的桥梁和纽带。
60年来，北京大学认真贯彻和落实国家有关留学生教育和管理的相关方针和政策，发扬“爱国、民主、进步、科学”的优良传统，依托学校人文、社科以及理科相关基础性学科的优势，努力革新、实践，把来华留学生教育和管理工作融入建设和创建“和谐校园”及“世界一流大学”的大工程中，探索出了一条有北大特色的留学生培养之路。
为庆祝新中国来华留学教育60周年，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与北大新闻网将共同推出专题报道《留学北大60年》，着重从北京大学来华留学教育的视角出发,体现在校优秀留学生代表、留学生导师、留学生管理人员及留学生校友等的优秀事迹，全方位地回顾和总结北京大学在来华留学教育方面的成果与经验。
【题记】新中国建立之后，为配合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要，一项紧迫的任务便是加速推进我国的教育事业向现代化、正规化方向发展，同时积极开展教育对外交流，在国际舞台上树立新中国的形象，部分高等院校的留学生工作由此提上了议事日程。放眼当时的国际环境，冷战格局的阴云笼罩着世界，但也需要看到，以中国为代表的战后独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在蓬勃兴起。新中国的来华留学工作正是在这样复杂的历史情境下扬帆启航，迈向了崭新的征程。作为有着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知名学府，北京大学在这历史性的时刻接过了国家赋予的重任，开始探索和实践具有中国特色的留学生教育道路。
建国前的来华留学生
开展留学生教育并非一蹴而就的事业，而是一项兼具综合性和复杂性的系统工程，需要师资力量、教学制度、硬件设施和整体文化环境的配合。1949年前的中国积贫积弱，战乱频仍，学术和文化发展较为落后，高等教育开展留学生教育的条件十分有限。特别是作为留学生来华学习的“入门证”，针对留学生开展的汉语教学尚处在自发的摸索阶段，这也制约了留学生来华的规模。根据程裕祯教授在《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发展史》中介绍，新中国成立前，出于在华工作和交往的需要，在上海、广州、重庆等外国人聚居的城市，“对外国人进行的汉语教学活动都已经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只是既没有人把它当做一门学科加以研究和发展，也没有人把它当做一项事业予以鼓励和提倡，当然更不会有什么教学的组织机构和组织形式。”可想而知，1949年前的中国高校身处战时环境之下，维持正常的教学尚且自顾不暇，更不可能具备大量接受留学生的条件，与此相应的，语言学者和教育工作者们也缺乏针对外国人开展的汉语研究的明确意识。据后来成为北大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讲师的杜容回忆道，她曾在燕京大学教过一批美国军人的孩子学习汉语，可是怎么教呢？“我只好在图书馆找了一本外国人教汉语的书，是一本法国人编的教材，用法语写的”。而具体到北京大学的留学生，在建国前尽管不乏其人，但也只能是零星的和个别的现象，既没有较为科学、循序渐进的教学法，也难以形成规模化的培养，更谈不上系统的管理。据后来成为著名语言学家、时为燕京大学研究生的林焘回忆：“当时不只是燕京大学，老北大、清华当时也有外国学生学中文。这些人大部分不是专门来中国学中文，而是学习别的，顺便学习中文。那时朱德熙在清华，他也教一两个外国学者。不过当时燕京大学收的外国学生数目最多。再往前一点，也有少量的外国人学中文，在我上学时就有，但不是这样正式地教学。而是由学校找老先生教古文。”关于1949年前北大这批“不是专门来中国学中文，而是学习别的”留学生，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资深教授赵宝煦曾撰有专文加以介绍。这其中有后来成为印度资深外交家的白春晖（V.V. Paranjpe），他在印度总理尼赫鲁设立的政府奖学金的帮助下，于1947年来到北京大学学习中国佛教方面的知识。另一位值得铭记的留学生是耗费数十年将《红楼梦》译成英文的英国汉学家戴维德·霍克思（David Hawkes），他从1948年到1951年在北大学习，专于《诗经》和《楚辞》的研修。
伴随着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外环境为之一变：建国之初，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对中国实行封锁，给我国的教育外事工作造成十分不利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只能与当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留学生交流，由此给新中国初期的来华留学教育打上了较为鲜明的政治烙印。1950年1月中旬，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政府首先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交换留学生的建议。6月25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主持会议研究此事，指出中国政府除同意与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分别交换5名留学生外。还主动向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政府提出各交换5名留学生的建议，建议得到上述国家的积极回应并很快达成协议。当时，计划来华的东欧五国留学生，主要是学习中国的语言和历史，而掌握语言工具又成为完成留学任务的核心和关键。根据教育部的指示，清华大学成立了一个特殊的学习班级——“清华大学东欧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承担起对新中国首批外国留学生的汉语培训任务。当时这个班级的管理者和教师阵容十分强大，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兼任班主任，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担任外籍学生管理委员会主席，曾在美国拥有教授外国人汉语经验、担任过赵元任先生助手的邓懿负责专修班的教学工作。由于对外汉语教学人才的稀缺，专修班还通过考试招聘了部分教员，其中包括当时清华大学外文系的学生熊毅、钟梫等。为了保证教学质量，招考教员经过了严格审核，应考者须在汉语语音、语法、一般文化知识和外语诸方面都合乎条件，方能被录用。从专修班的人事制度可以看出，处在草创之初的留学生教育，从一开始便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专修班不仅仅是为东欧国家培养掌握汉语、熟悉中国政治文化的人才，也是为这些国家培养第一代驻华外交官。而从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来说，高校成规模地接收外国留学生来华学习，这也是第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