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若不是上个世纪60年代初的“老语言”而且是教师，大概很少有人知道，“文革”前北语除了“八大员”，还有“三大先生”，即王还先生、傅惟慈先生、李培元先生。当时，老师们见了他们三位，都以“先生”相称；由于被称作“先生”的只有他们三位，所以是“三大先生”，既表示他们当时年龄比其他老师都大，——－虽然他们并不老，最长的王先生，也不到50岁——－也表示对他们的景仰，论学问、事业之有成，在当时的教师中，他们是佼佼者。王先生是从40年代就开始教外国人汉语的前辈教师，而且曾在大名鼎鼎的英国剑桥任教，在西南联大时还是朱德熙先生的英文老师。王先生在语法上多有建树，所著《“把”字句和“被”字句》，影响很大；傅先生通晓多种语言，在当时已是颇有名气的翻译家；李先生从北大就在留学生班担任教学领导工作，是个“大领导”。总之，在我这样初出茅庐二十啷当岁的小青年眼里，他们对我们来说，简直是高山仰止。

　　我对王先生的印象，是风度端庄。那时她戴一副金边眼镜，衣着总是那样得体。夏天经常穿一件细格的浅色旗袍，春秋天则喜欢穿西式套装，冬天外面罩一件半短的呢料大衣。困难时期，她是教师中唯一的“糖豆阶层”（即照顾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每月供应他们若干食糖与黄豆）。可是我从旁观察，发现她并没有架子。北外西院5号楼一层有一间教员休息室，有时课间休息，见她跟“老北大”（即从北大调进来的老师）们谈笑风生，家长里短，无拘无束。

　　李先生给人的印象是平易近人，说话、办事十分严谨。他说起话来慢条斯理，但思路清晰，很少拖泥带水。或许因为在教育界呆长了，所以总是穿着得体、朴素、整洁，一副公教人员的打扮。我曾经为了送一份什么材料，到他在北外东院的家去过一次，也是整整齐齐，窗明几净。

　　李先生可能由于长期搞教学管理工作，所以对语言教学界的一些新动态很敏感。五六十年代我国影印过一套很有影响的英语教材，叫EssentialEnglish（G。E。Eckersley编），是用直接法的，其教师手册中有一篇很长的前言，介绍直接法。有一次我跟他谈起这篇前言，他很感兴趣地听我讲完，说，“你能不能把它翻译出来，让大家都参考参考？”我同意了。译完之后，他就交给教材科打印装订成册，来华部教师人手一册。

　　倏忽到了“文革”，三大先生无一幸免地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王先生、傅先生的帽子是“反动学术权威”，李先生是三大先生中唯一的党员中层领导干部，是不折不扣的“走资派”，最突出的罪名之一就是身为共产党员，竟被叫成“先生”，这本身就说明在革命群众的眼里他根本就不像个党员。三位当中李先生和王先生受的冲击最大，都受过人格的侮辱与皮肉之苦。游街批斗他们是逃不掉 的。有两件事我记得很清楚。一件是运动初期王先生被剪了“阴阳头”，跪在职工食堂前边的桌子上遭受学生的训斥。另一件是，一次来华部在六楼二层大教室批斗李先生，他就某个问题作说明，刚说了没两句，就被打断，说他狡辩，有人就从后边抓住他的头发用力把他死死地按在面前的乒乓球台上。我看见他很痛苦地闭着眼睛，脸都皱了起来，一言未发。给我的印象是，三大先生当时除了必要的说明情况之外，他们反抗的武器只有保持沉默。不然，一“乱说乱动”，必挨批无疑。在茶淀“干校”时，李先生所在的班被派到火车站去卸车，一次休息的时候，李先生好像说了点什么下馆子吃饭的事，就马上被说成是用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腐蚀革命群众。这是我从大字报上看到的。

　　73年复校之后，傅先生仍留在外语系工作，再加上他住在城里，平时很少见面。但有时从报刊上看到他的大作或有关他的消息，知道他还在辛勤地笔耕。92年11月，有一天我在医务室门口看见他还是那么匆匆地走着，只是背有点弓了。他还是那样不太修边幅，穿着一件旧呢大衣，戴一顶藏蓝色的呢帽，挎着一个旧的布书包。见了我，他还是那样未曾开言先自笑，对我说：“哎，我刚出了本书，送给你一本。”说着，从书包里掏出一册，一边签名，一边说：“小玩意儿，小玩意儿！”我感谢地接过来一看，是他的英国挚友、名作家格林的《寻找一个角色》。回家后我就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书不长，一共才130页，可是他为此书写的译后记竟有7页之多。那天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