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 年，文化界人士蔡元培、鲁迅、郭沫若、茅盾等688人提出《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意见书中说："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我们必须教育大众，组织起 来解决困难。但这教育大众的工作，开始就遇着一个绝大难关。这个难关就是方块汉字，方块汉字难认、难识、难学。……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 字。这种新文字，现在已经出现了。当初是在海参崴的华侨，制造了拉丁化新文字，实验结果很好。他们的经验学理的结晶，便是北方话新文字方案。……我们觉得 这种新文字值得向全国介绍。我们深望大家一齐来研究它，推行它，使它成为推进大众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工具。"意见书中还提出了推行新文字的六项具体建 议。据倪海曙统计：从1934年8月到1937年8月，三年中各地所成立的拉丁化团体，有成立年月可查考的，至少有70个以上。从1934年4月到 1937年5月，出版了书籍61种，约12万册。从1934年8月到1937年8月，有36种新文字刊物创刊。1935年，延安设立"农民新文字夜校 "100所，苏区教育部又曾大批举办"拉丁化干部训练班"，经常派遣拉丁化教师到农村和工场去教新文字。红军士兵能写新文字的约有2万人。

　　3.抗日战争时期拉丁化新文字的推行情况。

　　抗日战争期间，上海是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中心。上海新文字研究会在各机关、学校、工厂，广泛建立"新文字学会分会""新文字小组"，积极开办新文字讲习班、研究班、学习班、训练班等约150期。培训了一批新文字师资和宣传骨干。

　　1937 年11月至1938年11月，上海新文字研究会倪海曙等人在40所难民收容所、3万难民中进行扫盲实验，取得显著成绩。教育家陈鹤琴大力支持这一工作。他 利用各种场合、各种活动，热情宣传和推广新文字。难民称颂他是"孤岛上文盲大众的救星"。语文学家陈望道当时也积极支持这项工作。

　　1937年12月，国民党政府临时首都迁至武汉。部分新文字工作者也云集武汉，于1938年1月组成武汉新文字教育促进会，与抗战教育促进会联合举办新文字研究班，宣传、推广新文字。

　　1938 年3月，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发表关于拉丁化的全文，认为"中国字拉丁化运动在纯学术之立场上，加以研究，或视为社会运动之一种工具，未尝不可"。正式宣布 了拉丁化解禁。同月，在汉口的拉丁化新文字工作者叶籁士、焦风等与国语罗马字宣传者王玉川等交换了关于中国文字改革的意见，得出共同结论，使拉丁化新文字 宣传者和国语罗马字宣传者在共同抗日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促进了语文联合战线的发展和巩固。

　　1937至1938年，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广州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成为华南地区拉丁化运动的中心。

　　1937年4月，中国新文字研究会广州分会出版陈原编的《广州话新文字课本》、"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编的《新文字研究》创刊。5月，广州新文字书店出版《广州话新文字检字》。

　　1938年1月，广东新文字工作者协会成立，制定了《广州话拉丁化统一方案》。1938年年底，广州失陷，华南新文字运动中心转移到香港。

　　武汉失守后，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1939年2月，教育部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海语言教育学会寄去由陈望道起草的"请试验拉丁化以期早日扫除文盲"的提案，呼吁在国语区和方言区积极推行拉丁化新文字。

　　1939 年，第三次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张一麟、黄炎培、邹韬奋等13人在会上提出"动员全国知识分子，扫除文盲，以利抗战建国"的提案。提案中说，要扫除文 盲，则要用"适合现代生活的语文工具，即不费时、不费财、不费力的拉丁化新文字"。同年9月，在第四次国民参政会上，张一麟又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用拉丁化 新文字来化除全国文盲。1940年3月，在第五次国民参政会上，张一麟、沈钧儒、任鸿隽、胡景伊、史良、陶行知、邹韬奋、董必武、黄炎培等10位参政员联 名向教育部提出关于扫盲问题询问案一件，要求"召集有经验之新文字专家，开一讨论会，实验已往成绩，以达全民总动员之速效"。但教育部拒绝实验新文字，新 文字运动在重庆无大发展。

　　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是当时中国人民抗战的重要根据 地，革命的中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文字得到了边区民主政府的重视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1938年1月，延安边区新文字促进会成立，出版新文字刊 物《抗战到底》，举办讲习班，边区教育厅负责人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