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元任先生是二十世纪平凡而伟大的人文学者。

　　西方一位历史学家说，世人带着希望和恐惧跨进二十世纪，可是赵元任先生进入二十世纪时才九岁，他没有一丝恐惧，倒是满怀着无穷的希望和活力跨进二十世纪。这希望和这活力，贯串了他的一生。他不知疲倦地学习，他不知疲倦地工作，他随时随地都能找到学习和工作的机会；而与此同时，他尽情地享受着生活的乐趣 和幸福，他也尽情地享受着工作的乐趣和幸福，并且让他的亲人甚至他的朋友们感受到这种生的乐趣——“唯有生命之树常青！”歌德的箴言在先生身上表露得最淋漓尽致。他衷心关怀着关爱着他的亲人，他的周围，他真诚地关心受苦受难的众人的遭遇和命运，人的尊严，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一句话，所有人文精神都是 赵元任先生始终坚持的品德。他不愿意自己多灾多难的民族沉沦为类似“印第安人居留地”那样的国土。他不是社会改革家，他甚至不是他的好友胡适那样自觉地参政议政从政的社会活动家，不，他只不过是一个人文学者，一个平凡的人文学者，他一心向往着一种平静的、淡泊的、与世无争的生活方式和宽松的能够平等地相互 切磋的学术环境。他爱的是书，是音乐，是图画，是科学，是语言，是文字，是美，是一切美好的精神产品，当然，他爱人，爱寻常的善良的普通人，爱人的高尚品格。

　　任何一部五四运动史很可能都忽略赵元任这个名字，尽管这个伟大的新文化运动爆发时，赵元任先生不在国内，但是从他的精神世界和活动实践来评估，他正是五四精神的提倡者和身体力行者。他毕生追求“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他从不作空洞的政治呐喊，可是他通过自己的“武器”(艺术，学术和科 学活动)发扬了这种伟大的人文精神、启蒙精神。如果不是发扬这种精神，我们能够听到像《呜呼！三月一十八》(1926)那样慷慨激昂的悲歌吗？能够听到 《西洋镜歌》(1935)中“要活命就得自己救”，“再造起一个新世界，凭着你自己的手！”那样的旋律吗？如果不是发扬这种精神，我们能够在五四前后通过他和学人们创办的《科学》杂志读到那么些普及科学知识的文章吗？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发扬这种人文精神，日后我们能看到对我们伟大的民族语言进行科学的剖 析和热诚的改革实验吗？

　　赵元任先生确实够得上是一个伟大的人文学者，几乎可以类比文艺复兴时代的巨人。他在青少年时期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培养了观察自然现象和亲自动手进行实验和制作的习惯；他以弱冠之年留学美国，先学数学，物理，然后学哲学，涉猎逻辑学和心理学，他从小爱观天象引导他走进天文学的门槛。他和朋友们节衣缩 食办起科学社和《科学》杂志，传播科学知识。他一本正经地学音乐，学和声，学对位法，学作曲。然后他从师欧美各国的语言学家，语音学家，他从游学之初就萌发了历史地科学地研究中国语言的志向，并且以改革语文特别是书写系统为己任，他这样做，是为着开发民智，拯救中华。接着他确定语言研究是他毕生的治学方 向，他锐意研究国音国语统一和各地方言，他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其实在这之前，他的文学翻译和话剧活动，几乎可以说都是围绕着语言进行的，就连他的音乐作曲，也绝不是业余爱好，而是跟语言学音韵学有直接的关系。甚至他的业余爱好(摄影)，那四千张珍贵的图片，简直就是一部形象化的民俗学记录。

　　时空因素——也就是时代和社会环境把这个人文学者的一生分成两个部分：前半生和后半生。前半生从出世到去国，经历了四十六年(1892—1938)， 主要活动场所在中国，其间有十多年留学美国，做留学生监督以及游学欧洲；后半生从去国到辞世(1938—1982)，在美国侨居十五年(1938—1953)，然后在那里定居(1953—1982)，其间两度回国访问(1973；1981)。

　　可以认为前半生对于赵元任先生是极端重要的，因为他的主要业绩是在二、三十年代这短暂的时间完成的：国语统一运动(今日可读作推广普通话运动)和方言 调查，在他身上是辩证的统一。他参加了汉语标音符号系统的创制，特别是国语罗马字的制定是他独立在这个时期完成的。从吴语开始的方言调查，开拓了一个新纪元。他的主要音乐创作，包括那些当时广为流行的大众歌曲和至今仍然脍炙人口的艺术歌曲，像《教我如何不想他》和《海韵》等，绝大部分是在这个期间写出的。 他的文学作品翻译和话剧脚本主要是在此时问世的。他对中国语言学研究的机构、方法和设想，都是这个时期奠定基础的。总而言之，前半生是赵元任先生治学的黄金时刻，这是毫无疑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