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1560—1640）等人已着手为中文标注字音和声调，从中西文对照的简易字表做起，编出收条丰富的词汇手册。传教士的这类研习，通常有中国读书人相佐，例如广东新会人钟巴相（1562—1622），是第一个加入耶稣会的中国教徒，学会西文后成为西士的得力帮手，参与了早期字典的编纂。其中有些写本得以保全，例如一部缮写于1604年的《汉西字典》，署名编者为Petrus Chirino，今存罗马一图书馆。此本的汉字优雅工整，无疑出自中士手笔。所收字条根据语义划类，同时兼顾部首，如第一页上的字头是“金”，列有“银、钱、铜、锡”等19个金旁字；每一字的右侧写西班牙文对应词，字的下方标以注音。

　　语法书的萌现略晚一些。利玛窦注意到汉语的音节构造、声调特征、同音现象、文白异体，以及官话与方言的区别，却很少涉及语法。《中国札记》里有一处提到：在两个人谈话时，汉语从不使用“语法上的第二人称”；在谈到自己时，从来不用“第一人称的代名词”，“直呼本名而不说‘我’”，除非是主人对仆人、上级对下级说话；表示客气、谦恭、避讳的词极多，等等。这是从语用和修辞的角度出发，观察汉语的词汇语法现象并得出点滴体会，还算不上语法学的描写。利玛窦故后，更多的教士陆续来华，词汇手册已不能满足语言教学的需要，于是语法书的编纂便提上了日程。1620年，中国教徒孙元化出资在嘉定建起一座礼拜堂，也兼作学校，邓玉函（1576—1630）、傅汎济（1587—1653）等人就在那里学习汉语，由费奇规（1571—1649）担任教师。费氏本人编过一部汉葡字典，在教学中想必也会讲解一点语法，在这前后，其他耶稣会士可能也尝试过研编语法，但从目前掌握的史料来看，耶稣会的第一部汉语语法是由1643年来华的卫匡国完成的。他的《中国文法》只分三章，首章谈语音，后两章论语法。书中举例不多，表达很精练，像是一份草纲，点到很多方面，具体细节则还有待展开。1650年，卫匡国受命返回罗马，随身带着一批手稿，其中就有《中国文法》。他的原始手稿可能已经散失，幸而他将书稿抄写了若干份，分送给一些朋友，其中至少有两部得以保存至今。从读到卫氏语法的那一刻起，欧洲学界便开始了对汉语结构的理性认识。

　　耶稣会首部公开出版的汉语语法，是18世纪二十年代马若瑟（1666—1735）撰成的《中国语言志略》（1831）。此书给人的印象是耶稣会士偏重文语，尤其重视经典研读，不大留意口语。然而从整体上看，卫匡国的《中国文法》与万济国的《华语官话语法》一样，也是以官话口语为描写对象，很少涉及文言。就条理化、理论性而言，卫氏语法在一些方面也未必不及万氏语法。只是，这两部汉语语法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卫匡国对早先道明会士所编的汉语语法了解多少？耶稣会和道明会的汉语教学传统是各自独立的，还是曾经有过交流，甚至相互支持？诸如此类的问题，一时还难以厘清。

　　（关西大学“海外汉语教育史国际研讨会”论文，2007.10.6—10.8；全文见《长江学术》2008年第1期，武汉大学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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