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海外汉语教育史的考察角度和国别差异

　　纵观今日海外，汉语教育一派兴盛，汉学研究蔚然可喜，许多大学建有独立的汉学系或中文学院，有大批专职人员从事汉语教学和汉语言文化的相关研究。由于历史、地缘、学术传统等方面的原因，东西方汉语教育的路子有所不同。在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各地，昔日是以教学实践为主、汉学研究为辅，而在欧美诸国，则历来以汉学研究为主、教学实践为辅。近年来，东西方都不无变化，变得接近起来：在欧美，教学实践大为增强，通过延聘中国教师、派遣人员来华进修等举措，不断提高教学水准；同时，不仅教学规模在扩大，层面也呈现多样化，从高等院校中的专业教育转向一般语言教育，包括为社会提供培训服务，开办各类中文语言班等，中文课程甚至已进入一些普通中学。相形之下，传统的汉学领域（如典籍的翻译和诠释，语言文字的本体研究）反而在收缩，当代中国问题更多地吸引了学界的注意力。在亚洲，汉语世界化的趋势同样促使各国扩大汉语教育的规模，从高校向中学推进，向社会普及；另一方面，汉学界和汉语教育界的历史意识增强了，学术兴趣也增加了。本次国际研讨会以海外汉语教育史为主题，由日本同人发起，吸引了大批亚洲学者前来参与，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海外汉语教育史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考察这一过程：从中国的角度看，它是汉语在海外的传播史，而语言的传播通常与文化的传播同步。从域外的角度看，它是某一民族针对一种外语的学习史，或者认可这种外语为第二语言的接受史；一方面是为满足实用而掌握汉语，另一方面，从学习中会发展起研究的兴趣，进而达到对汉语的深层认识。从交互作用的角度看，它是汉语与当地语言的接触史，而接触的结果必然是汉语与异族语言相互渗透，共同获益。

　　无论从哪一角度看，汉语教育史在每个国度都是独一无二的，既受到历史条件、地域文化、社会环境等外部因素的左右，也受到语言结构、文字类型等内部因素的牵制。海外汉语教育史可以比作一条大河，它由许许多多道支流汇成，而其中的每一条或长或短的支流，即每一国的汉语教育史，都具有独异的风格，其走向和态势可能会随时代的变迁、境围的更移而变化。每一种国别汉语教育史都构成特殊的案例，需要单独梳理、分别考察。

　　二、古代欧洲与中国的语言接触

　　在海外汉语教育史的众多支流中，欧洲是极重要、极特殊的一支。

　　早在两汉时，中国史家如司马迁、班固对欧洲某些国度的存在已略有所闻。同一时期，希腊罗马史家或游记家如斯塔伯（前一世纪）、梅拉（一世纪）、托勒密（二世纪）、鲍萨尼（二世纪）等对中国也有所记述。无论哪一方的记叙者，都未能踏足对方的国土，只不过是根据传闻展转载述，而传闻也许来自华夏与欧陆之间的中西亚诸国，地理方位决定了那里的人民享有东游西行之便，在中西交往中起着疏通转达的作用。另据史载，汉武帝时大秦国曾来使入贡，中国也曾遣使赴西域通好，可能穿越西亚，远至南欧。即便这些都真实可信，仍无史料可证欧语与汉语在上古有过直接交触。当时欧洲人与中国人通达往来，有可能使用阿拉伯语或波斯语，或是某种突厥语言。北魏杨炫之所撰《洛阳伽蓝记》，言及西域有远至大秦国人来华，居于四夷馆之一的崦嵫馆。但所谓大秦国人究竟是南欧人还是西亚或中亚某国人，讲拉丁语还是波斯语，抑或其它非印欧系语言，我们并不清楚。其时基督教兴许已入中原，经过若干年拓展，至唐代隆盛一时，信众至少达数十万，而布道宣教所依据的经文，也是出自波斯、叙利亚等语言。唐末基督教因遭禁而渐趋凋废，再度勃兴已是元代的事。

　　13世纪蒙古帝国崛起，跨洲统辖、称霸欧亚至14世纪后半叶，期间中西陆路交通较之前代畅达许多。于是有行商马可波罗（1254—1324）、伊本?巴图塔（约1304—1378），及主教孟高维诺（1247—1328）、游僧鄂多立克（约1286—1331）等先后来华，其事迹与相关文献多录于英人俞耳所撰《通向中华之路——西方中古关于中国的报道》（1866）。从史书、游记上面的有关记载来看，这些异国来客一无例外都不通汉语，恐怕也极少想到要学汉语，因为掌握鞑靼语才是确保旅行安全、诸事发达的关键。上述几人中，以意大利圣方济会士孟高维诺最堪代表西教文化。1289年，他受教皇尼古拉四世指派来华，十余年后，他从大都致信教廷，称传教相当顺利，在当地建起教堂，受洗者多达六千；又购得儿童一百五十名，年龄在七至十一岁之间，授以希腊语、拉丁语，由于没有先入信仰而容易调教。这是传教士的一贯策略，欲充分利用本地资源，培养土生土长的牧师。这批被收养的儿童是汉族背景，还是鞑靼族裔呢？这位首任驻京大主教言之未详。出自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些，因为不能指靠汉人去说服鞑靼人皈依西教。无论为日常交际，还是为传教宣道，孟高维诺都需要学习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