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棠：对外汉语教学名家谈（1）

　　中育：程棠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到中育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您是第一位接受我们访谈的学者。今天想请您谈一谈对外汉语教学五十年来发展的脉络，让大家知道学科的发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每一个阶段有什么不同的特点，让年轻的对外汉语教学工作者能更具体地了解对外汉语教学的历史。另外从1961年开始，国家有计划地培养对外汉语教师力量，那一段时间的历史我们特别感兴趣。最后想请您谈一下关于学科定位与语言文化之争的问题。

　　程棠：好吧，我先从对外汉语教学发展的概况说起。我从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建设的角度，把对外汉语教学分为三个阶段：

　　 （一）准备阶段（建国以后到七十年代末）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是学科建设的准备阶段。原因有二：其一，规模很小，那时全国的外国留学生一年也就几百人。有数字可证：1955年—1965年，全国总共只有大概六、七千的留学生，平均每年也就几百人。当时教学的目的也非常单纯，汉语教学主要是作为预备教育，不是作为一个专业，而是为外国学生进行专业课程学习作语言的准备。预备教育的性质左右了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其二，当时还没有学科意识。主要是凭经验。但是这三十来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二）创建阶段（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是学科创建阶段。。一到八十年代，国外的许多理论很快就介绍进来，比如功能法、社会语言学等等。就像封闭的东西一下子被打开，在各种学科理论的冲击下，对外汉语教学作为一个学科非常迅速地发展起来。1982年，中国高教学会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会成立。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在这个学科的创建时期，吕必松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他身居院长和会长的职位，起了核心的作用。他的研究，基本上搞清了几个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明确了研究对象。作为一个学科来说，首先必须明确研究对象，即对外汉语教学这个教学活动，不是研究母语教学，也不是中文系的汉语教学，而是对外国人进行的对外汉语教学。在学科刚刚成立的时候，关于学科的定名曾引起很大争议。有人认为该定为，“汉语作为外语的教学”，也有人认为该定为，“作为外语的汉语教学”，最后定为“对外汉语教学”。当时觉得这个名称很不错，可是现在看来，这个名称留下了好多后遗症。因为这个名称对学科性质表述得不清楚。八十年代基本上把学科的研究对象搞清楚了，研究方法也有了自己的一套。当然比起教育学，比起外语界的教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我们还是比较落后的。所以我认为吕必松搭建了一个理论框架，但是往里面填充内容，则需要所有的工作者共同努力。

　　（三）发展阶段（九十年代）

　　九十年代至今，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阶段。发展的方向，一个是向深度发展，一个是向广度发展。在理论研究方面，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也出了一批理论专著。

　　这就是三个阶段的大致划分。

　　中育：那么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的对外汉语教学呢？

　　 程棠：进入二十一世纪，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在迅速发展。对外汉语是国家与民族的事业，它的命运是跟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的国力增强了，对外汉语教学事业也就能得到迅速发展。但是，目前如何保证和不断提高教学水平和质量，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中育：在1961年，您从山东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作为出国储备汉语师资。当时是一个怎样的背景呢？

　　程棠：当时的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很有远见。中国对亚非拉国家除资金援助外，还要有智力方面的援助，要帮助他们发展教育，要向这些地区派遣教师。这些教师包括两方面，一是汉语教师，一是数理化教师。当时先从汉语教师培养抓起。汉语教师，一共招了四届。

　　中育：当时是组织选择的，还是您自愿的？

　　程棠：当然是组织选择的。我是1961年选上的。全国当时有14所重点院校，3所师范院校，就从这些院校中选。当年山东大学就来了我一个。

　　中育：当时有没有觉得很荣幸？

　　程棠：没有！我根本不知道来做什么。当时我在山东《大众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表明自己愿意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后来分配方案下来了，系里负责分配的同志说，程棠你来填这个志愿吧，我说，我行吗？这个“出国储备师资”是干吗呢？当时很多人争着填写，可我是领导让我填写的。后来听说，当时高教部提前半年就到有关学校选好培养的对象，但本人不知道。我毕业后就来到了北京。首先去高教部报到，当时家里穷得响叮当，只有一个藤筐，还是村里的人借我的。我一到高教部，直接把箱子扔在楼下，就上去报道了。高教部的人一看我，就说，你去北外学习去吧。那我就去北外吧。我是9月15到北外报到，报到就拿了一个月的工资。

　　接下来就选专业，有三种语言可以选择：英语、西班牙语、法语，学阿拉伯语不在北外，而是在北大。让我选，我就选了法语。为什么呢？因为我初中的时候，学的就是英语，第一年学得还可以，第二年就不行了，真是“别的功课都good，只有English不及格”。没有办法，就是不想学。后来到高中学习俄文，到了山大，又是学俄文，学了六年俄文，却只是记住几个词。所以到了北外后，觉得英语肯定学不好，有这个心理障碍。西班牙语呢，觉得没什么意思，那就学法语吧。那时候人的想法很简单，于是就学法语。

　　 回过头来看，这三年学习，最大的收获并不是学会了一种语言，而是让我有这种体验，体验到成年人学外语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三年的经验对我后来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真是太有用了，用处并不在于我学会了多少法文，而是时时让我回想起我的老师当时是怎么教我的。我在汉语教学中就照猫画虎。

　　1964年我就开始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当时是什么心情呢？如果叫我教中文，我可以；让我教法文，我也可以教。但是偏偏让我教普通话，而我的普通话，是满口的温州腔。前鼻音和后鼻音分不清，zcs和zhchsh分不清。声调也不清楚。我第一批教的学生是法国人。1964年中国和法国建交，他们是第一批从法国派遣来的学生。每天八点上课，我七点半就到教研室，请李继禹为我纠音。他是哈尔滨人。我把所有的字词都划上声调啊，拼音啊，然后我念给他听，他说，行了。然后我才去上课。就这么弄，才慢慢在业务上熟悉起来。后来文革开始，有人说我们是修正主义的苗子，这是后话。那几年，我就是这样教学的。

　　中育：那几年就完全是凭个人经验去授课么？有没有教学理论的指导呢？

　　程棠：没有，那个时候没有人谈第二语言教学理论，但讨论教学原则，也讨论课堂教学的具体方法。

　　中育：那时是作为出国储备师资，那您后来被派出国教书了吗？

　　程棠：我有三次出国教书的经历。第一次是去非洲的马里，78－80年去阿及利亚又教了两年。86年我又到法国任教两年。一共在国外待了6年。从法国回来后我本来想搞学问，但是上级领导却让我作行政管理，我于是就从事行政工作。

　　中育：您在国家汉办工作多年，并长期负责对外汉语教师资格审查工作，能否对整个国家对外汉语师资培养的情况作一个介绍。

　　程棠：我在一次会议上，曾把解放后我国对外汉语教师培养概括为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六十年代末采取的，从中文系毕业生中遴选，进行外语培训。当时的汉语教师大部分都是从中文系毕业生选的，个别是历史系毕业的。外语培训就是学外语。并没有考虑到普通话或其他技能的要求。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样的培养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这些老师中国语言文化的底子都比较扎实。这批人后来成为对外汉语教学工作的骨干。1999年，教育部专门召开了座谈会，为这批师资发了纪念牌，并在说明中指出：“三十多年来，这批由我国政府培养的出国储备汉语师资已成为我国对外汉语教师队伍的中坚力量。他们多次由我国政府派往国外任教，足迹遍布五大洲。作为一个教师群体，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他们都怀着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兢兢业业，尽职尽责，不怕艰难，不辞辛苦，努力向世界推广汉语，介绍中国文化，为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倾注了自己全部的心血。”

　　第二种方式是在文革中，国家在各地在职的中学教师中选拔了一批人员作为对外汉语教师培养。也是进行外语培训。

　　第三种方式，是成立“对外汉语专业”，专门培养师资。最初在北语试办，到1985年，北语、北外、华东师大、上海外国语大学这四所学校里成立对外汉语教学专业，是本科专业。后来又招研究生。四年本科的教育，让学生既学外语，又学中文。不久分配时出现了问题。毕业生的百分之八九十都流失了，留在对外汉语教学岗位上的比较少。于是我们后来就加强硕士生的培养。到九十年代，大概1992年开始，语言学院设立了双学位，效果不太好，所以办了两年也就不搞了。硕士生就业的情况还是比较好。这是第三种模式。从1996年开始，酝酿要设博士点。为了提高这个学科的研究水平，必须培养博士。我们需要往国外派出人员，而国外高校博士才有资格任教。这样，第一个博士点就设在北语。因为北语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历史最长，师资力量最强，资料最丰富。

　　现在，对外汉语博士培养，在专业目录中，是设在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学科之下的。硕士比较复杂，既有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学科下的对外汉语方向，也有属于“课程教学论”的。后者是属于教育学范畴。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定位问题，目前看法不一致。

　　中育：那么对对外汉语教师的资格审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程棠：大概是在1987年前后，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会受教育部的委托，着手研订教师管理条例。为什么要制订这个条例？最初的目的是为了整顿对外汉语教师队伍。我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对外汉语教学迅速发展，教学规模迅速扩大，教师就不够了。于是，有的学校就把什么人都塞到对外汉语教师队伍中来，认为只要是中国人，就能教汉语。有的学校，护士也被叫去教外国人。所以就形成了对外汉语教师这支队伍非常混杂，良莠不齐。我们于是准备开始整顿，一方面是要整顿教师队伍，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护这些老师。

　　1990年9月份，以教委主任李铁映的名义发布教委主任令，决定在全国推行对外汉语教师资格认证制度，决定成立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是原高教司的司长夏自强同志，我是副主任。到1997年换届，国家教委柳斌副主任来担任主任，我还是副主任，一直到2000年，我就彻底卸任了。

　　中育：资格审查的方针是如何确立下来的呢？

　　程棠：资格审查一开始，就遇到很多政策性的问题。比如，要确定审查对象，要界定对外汉语教师的范围。其次是审查办法问题，对老教师和年轻教师要有区别，我们叫“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老教师采取考核的办法，对年轻教师既考试又考核。

　　中育：开始的时候只是对现职外汉语教师中开展这样的考核么？

　　 程棠：是，一开始规定只对现在正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师进行资格认证。认证资格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像司机一样，先拿驾驶执照再驾车，而我们这个呢，等于是司机先上路了，然后再拿证，所以我们这个资格认证就规定：必须已经有一年以上的教学经验。

　　通过审查，确实加强了对外汉语教师队伍的建设，提高了对外汉语教师的素质。特别是不能随便往对外汉语教学单位塞人了。过去，这些单位的负责人，想顶也顶不住，现在有了挡箭牌。

　　通过审查也发现了不少问题，对外汉语教师这支队伍水平差距很大。在这支队伍中有不少堪称一流的专家教授，也有素质很差的教师。不少人说我是温和派，能放过去就放。但每考一次试，我就越来越坚持要考试。我们不能只埋怨人家对对外汉语教学不理解，我们自己必须要争气。你要社会承认对外汉语教学是一个学科，你自己必须要把它作为一个学科来对外，要提高自己的水平。